腾讯科技讯 9月24日消息，据国外媒体报道，硅谷风险投资家维诺德·科斯拉（Vinod Khosla）被誉为“技术投资之王”，同时也是OpenAI的首位投资者。他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。近日，科斯拉接受《时代》杂志专访，讨论了投资人工智能和OpenAI、人工智能风险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、监管问题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等话题。
2011年，科斯拉在滑雪时受伤，导致膝盖前交叉韧带损伤。医生们对他的治疗意见相左，这让他对当前的医疗体系感到失望。在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中，他提出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比医生做得更好。从那以后，科斯拉的公司投资了多家机器人和医疗技术公司，包括放射技术公司Rad AI。
十年后，这位自称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投资大亨依然坚定自己的观点。他在8月份的采访中表示：“人工智能模型中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是免费的，未来我们将拥有大量这样的技术来造福人类！”
现年69岁的科斯拉是硅谷最杰出的人物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与人共同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计算公司Sun Microsystems，并于2010年将其卖给甲骨文。随后，他的风投公司科斯拉风投（Khosla Ventures）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投资绿色科技、医疗保健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，其中包括2019年对OpenAI的5000万美元早期投资。
去年，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·奥特曼（Sam Altman）被短暂解雇时，科斯拉公开表达了希望奥特曼重回CEO位置的立场。他表示：“坦白地说，我明确指出，我们需要摆脱那些EA （有效利他主义，Effective Altruism）狂热分子，他们简直是宗教偏执者。”他所指的是参与驱逐奥特曼行动的公司董事会成员。
科斯拉还反驳了OpenAI董事会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：“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风险，我们必须加以控制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这些强大技术所带来的好处。”
科斯拉被《时代》杂志评选为2024年人工智能领域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。他坚信人工智能能够取代教师和医生等职业，帮助人类实现更大的自由。他表示：“借助人工智能，我们将拥有足够的资源来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。”
以下为专访全文：
问：科斯拉风投始终走在人工智能和科技投资的前沿，你如何决定把赌注押在什么领域？你的创新方法是什么？
科斯拉：我第一次公开提到人工智能是在2000年，那时我就说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。十年后，我写了《我们需要医生吗？》的文章，探讨了通过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各种专业知识。2014年，我们在人工智能图像领域进行了首次有关深度学习的投资，随后又投向了人工智能放射学。
2018年底，我们决定投资OpenAI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大押注，尽管通常我不会如此冒险，但我们希望支持高风险的技术突破和科学实验。我们关注那些大胆、早期且有影响力的技术，而OpenAI当时的勇气让人印象深刻，那时几乎还没人谈论投资人工智能。
问：你是OpenAI的早期投资者之一。在去年让奥特曼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的过程中，你发挥了什么作用？
科斯拉：我不想谈论过多细节，因为我并不是关键人物，但我确实大力支持奥特曼。在那个感恩节周末，我写了一篇公开博客文章，直言我们需要摆脱那些“EA狂热分子”，他们实际上是宗教偏执者。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风险，我们必须加以控制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这些强大技术所带来的好处。
问：你认为人工智能现在和10年后会带来什么风险？你打算如何管理这些风险？
科斯拉：Anthropic的一篇论文研究了模型的可解释性，这确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。尽管我们距离实现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正在取得进展。有些研究人员全职致力于如何描述这些模型，让它们按照我们的意愿运作。这非常复杂，但如果我们专注于安全，就能开发出更好的技术。未来十年，我相信可解释性会有显著提升。
然而，在模型完全成熟之前就要求它们具备可解释性，未免太过苛刻。例如，科斯拉风投并不认为只有大语言模型才能适用于人工智能，或者不需要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模型。我们正在投资一家名为Symbolica AI的英国初创公司，他们采用不同的人工智能方法。这些模型在可解释性方面是有优势的，理论上也会更高效。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着有效性的问题，但我宁愿尝试失败，也不愿放弃尝试。勇于尝试是我奉行的哲学。
问：你认为可解释性有助于降低风险，这给技术制造者（如奥特曼）带来了什么责任，以确保他们关注这项研究，并将这种想法融入到技术本身？
科斯拉：我相信任何主要的模型制造商都不会忽视可解释性的重要性。虽然他们不愿意分享所有的专有技术，毕竟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方法，但我相信他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。坦率地说，尤其是在涉及到机器人等技术时，安全性变得更加重要。
问：你谈到了一个劳动自由、人类不再受奴役的未来。这对劳动力市场将带来什么改变？我们如何重新构想未来的工作？
科斯拉：确实，我们很难精确预测每一个变化，但我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。在未来十年，几乎每个专业人士都将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手。我们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看到了这一点。想象一下，每个软件程序员、医生、结构工程师都可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手，这样的合作将极大提高专业知识的利用效率。事实上，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通货紧缩，因为专业服务变得更便宜、数量增多。一名教师可以依靠五个人工智能助手的支持，完成五个人的工作。
问：这听起来很有趣，你提到了与人工智能共存的想法，认为它们能帮助补充或优化工作，但你认为这最终会取代这些工作吗？
科斯拉：这将取决于社会的选择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存的背景下。尽管预测细节尚早，但人工智能的普及无疑将深刻影响未来。在接下来的十年中，人工智能将与人类密切合作。以医疗体系为例，美国的医生就诊频率与澳大利亚的显著差异，这可能预示着医疗体系的转变，而非单纯增加医生数量。所有这些变化都很难预料，但下一个十年将是什么样子已经非常明确。我们已经在自动驾驶汽车中看到了这种模式，并可以将其应用到其他领域。然后你就可以放手让它们做越来越多的事情，让社会来选择。
我确实认为，从长远来看，30年、40年、50年后，工作的必要性可能大幅减弱。当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工作性质并不理想，而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使我们拥有更多资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意味着，未来可能有更多孩子能够追随梦想，如成为像西蒙娜·拜尔斯（Simone Biles）那样的体操冠军或篮球明星。我相信，关于哪些活动是被鼓励或限制的，最终的决定权将更多地掌握在社会手中，而非单纯由技术驱动。
问：你曾公开反对莉娜·汗（Lina Khan）领导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的方式。在大规模投资于激进、未经测试的新技术与确保它们安全使用之间，监管机构能发挥什么作用？
科斯拉：我认为监管确实应该发挥作用，但关键在于如何以及何时发挥作用。这需要微妙的平衡。我们不能放慢技术的发展步伐，尤其是在全球竞争中。欧洲在许多领域，包括人工智能，确实限制了自己的技术进步。但拜登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相对平衡，许多人参与了这个过程，这样的平衡是必要的。
问：你能进一步阐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主导地位吗？像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能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吗？
科斯拉：在西方，显然会有几个主导公司，比如谷歌、OpenAI、Meta和Anthropic等。但西方不会有太多玩家，几个主要玩家将主导市场，就像目前看来的那样。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要依赖美国的模型。比如，日本希望在国防上有自己的独立模型。印度也是如此。因此，国家模型的出现是必然的。欧盟的Mistral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，我们早期就投资了这一理念，人口众多的地区会希望拥有自己的主权模型。
问：在考虑这些国家模型时，你如何确保在全球范围内更公平地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？
科斯拉：我们确实需要关注公平分配，但我对此相对乐观，认为这种分配会自然发生。以印度的Aadhaar支付系统为例，它几乎消除了Visa和万事达在交易中收取的费用。如果类似的系统能成为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基础，那么初级医疗和人工智能导师等服务就应当被包括在内。这不会花费太多，很多服务最终会成为免费的政府服务，且更易于获取。我们在其他技术的演变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势，比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中。1996年，智能手机还很昂贵，现在智能手机在西方已经无处不在，在发展中国家也在慢慢普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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